今天的抗日是要有大智慧的。如现在奔赴前线与国民政府的合作者。抗日不在坚持或放弃一城一池的得失，也不在于你组织一个什么政党告知天下和日本人抗衡，或演说动员，以此唤醒民众与日周旋，这些是驱逐不走日本人的。组织力量和日本人抗争，也得寻找机会。只有活着，你才能看到残阳落日的那一天。”
麦一骧说：“在反日救国这条路上，我们是抱定牺牲之精神的。当年六君子为了变法，慷慨于京城菜市口，我以为是值得的。”
曾文贤说：“人的执念，我只想告诉你三点：人类的行事在历史的画卷上都可以找到答案。走的好，只是一个组合，即便此，也走不了多远余者，难以气候，多以败笔搁置。走近历史的，值得被史学家记录下来的也只有两种人，一是民族的英雄，一是另一民族的罪人。这样的记录，人类的持续一直不断。犹如集市街口贩卖矛和盾的官家，承乏着战争与和平的美德。
其二，你等决心抱定将死一念的反日情绪，以为历史会重重记下一笔，不会的。庙堂的轮转，理念的固执，决定着每一个生命活着或死去的走向。政治的博弈，民就是一个局的部件。生死一命如草菅。日本人对占领区王道的建设，一定会不遗余力剿杀反日力量。六君子的壮烈不会在这个巴掌大的县城上演。何况，日本人也没有大清官员的愚陋和耐心，杀个人也得立等秋后，还得开个什么公判大会，再囚于一车行走县城一游，让你的“政治主张和光辉形象”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只有愚昧的政府和愚蠢的官员才喜欢这么做事，这么张扬。反日者的壮烈连一点声响都激不起来，不值得。
其三，县城留洋回来的学者，虽大多屈尊于为人师表，却是县上唯一的社会精英。驱逐日寇，还我河山，在沦陷区进行抗日活动，假如一个告密者的出现，所有的人都得跟着陪绑，死是注定无疑的。我不赞许以一时的热血激情，让更多的人行走在无畏牺牲的路上。远离政治，当年主政北大的校长蔡元培就持这一观点。一介学者不宜承担起洒热血抛头颅的重任。倒是有一现象值得注意，从前线退下来的那些活着的抗日将士，其惨状无不昭示着人类的反思。政府空间的一个意识错位，让正义走了样。历史的伤心就在于此。”
曾文贤的现实一说并未入耳。沦陷日之后，由麦一骧缔造的非政府组织“反日救国大同盟”秘密创建，并经当局县党部报批备案。日后潜伏下来的县党部书记以个人的名义秘密入盟。
反日大同盟的宣告，成为边城领导民众与日斗争的又一个地下活动的反日组织。
日近午时，曾文贤备酒留客，一叙。主食，捞面。民间有一说法，迎客的饺子，送客的面。寓意全在酒里。席间，曾文贤为麦一骧补了一卦。反日大同盟的走向，凶与吉，都是一个逾越不过去的坎儿。
曾文贤建议麦县长做一人生盘点。通过比较的方法，对自己或社会诸事进行一次梳理。如商家打理的生意，到了月末或年底，有一个银货两讫的明白。盘点一下，再说赔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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