睁开眼睛,除了妈妈温暖的身子和慈爱的眼光,我还看到了一脸兴奋的爸爸,一边努力思考着飙松这个名字的意义,一边从心底深处都洋溢着扬眉吐气出生的爷爷。隔壁的灶屋里,奶奶、小姑和晚叔,一边竖着耳朵倾听里屋的动静,一边趁着松针燃烧后的余烬暖和身体。

爷爷是公公最小的儿子,按山村和宗族的传统,本应该得到更多的爱护。但在他出生的民国初年,“多子多福”的情境下,普通农民的孩子又能得到多少爱护呢?或许,爷爷年轻时最大的收获,就是刚成年就被公公托人带着去跑单帮,走出了大山的怀抱。

爷爷的单帮生活,路线很是固定:东去高沙挑细货,西到洪江担桐油。

高沙时称“小南京”,特别是日军占领中国大半江山后,江浙富庶之地的物产,多经此地中转。

洪江是“五溪汇集”之地,是苦寒山区的桐油等出产的集散地,唐时李白便有“闻道龙标过五溪”之句,比起“夜郎西”来繁华许多。

于是爷爷便奔走在高沙与洪江的中间,最主要的是当运送货物的脚力,偶尔也兼做一点小买卖,虽说在一些险峻的地方免不和有遭遇“吊羊”的风险,却因此远离了民国后期“抓壮丁”的危险,还练出了一副好身板。

长年在外面跑单帮,爷爷并没有修练出做生意的自觉。但长年的跑动,仍然让他开了眼界长了见识,更让他拥有一种不同于其他兄弟的组织与领导能力。因此,新中国成立后不久,爷爷就成了最基层的农村干部,直到年龄渐长,才从大队书记转任联合园艺场书记。

奶奶出生于小户人家,老外公是个严厉的私塾先生,老来得女的宠爱,让她免去了裹脚的痛苦,也让她在教室的窗外学到简单的汉字与算术,可惜父亲在她未成年时便去世了,她的学习从此断档。

我出生前几天,奶奶彻夜坐在棉纺机前,在“依依呀呀”的声音中勤奋地劳作,她要为即将出生的第一个孙子缝制一件棉背心。后来听大姑姑说,奶奶嫁到竹山湾后,生养很是频繁,一共生育了十来个孩子,可惜有几个伯伯、叔叔、姑姑未能长大成人,在她的心里蒙上了重重的阴影,她在纺纱的时候,不时会哼唱着两种不同版本的三字经,一是传统的“人之初,性本善”,另一种却是戏谑式的“三字经,补补丁,补不起……”。也许,这既是对她自己童年时代的一种回忆,更是对生不逢时、只能缝补衣服的自嘲吧。

爸爸1964初中毕业没有考上高中,回农村后成为一名民办教师,并通过自己的努力在第二年年考入武冈师范,赶在“老三届”的政策出台前抓住“吃国家粮”的尾巴,我出生时远在上百公里外的绥宁县联民公社中学任教,这次在冰雪天气里步行两天,爬山越岭赶回家,看望了我们娘俩,为我取了名字,又得赶回学校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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