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杜同为唐初大臣,他们和魏征一起同为唐太宗的得力助手。房玄龄受诏重撰《晋书》,杜如晦受命订定各种典章制度。陆德明、孔颖达都是唐代著名经学家。
陆德明撰《经典释文》是研究中国文字、音韵及经籍版本的重要著作,而孔颖达奉命主编的《五经正义》是唐代科举取士的标准用书。
姚思廉与魏征同撰《陈书》。于志宁、虞世南、褚亮、蔡允恭、萧德言也都有诗作,在《全唐诗》里能找到他们的作品。虞世南有诗《从军行》、《出塞》等29首,褚亮有诗《祈谷乐章》、《临高》等17首。这些文化人,可以说是李世民的“智囊团”。有的为制定国策出谋,有的为撰写史书效力,有的写诗撰文为文化发展献才。唐太宗称赞虞世南,“其德行、忠直、博学、文辞、书翰为五绝。”(《全唐诗》)褚亮,“博览,工属文。
唐太宗为秦王时,以亮为王府文学。每从征伐,尝预密谋。”(《全唐诗》)李世民和“弘文馆”的这些文人共商朝政,重视文化,自己也努力创作。他的宫廷诗,气势浩大;他的山水诗,韵味悠长;他的咏怀诗,慷慨激昂。
他开创的不仅是三百年的唐朝政经大业,还有三百年的唐代灿烂文化。他的《帝京篇》,描写临朝、读书、阅武、听歌、观舞、游猎、宴饮等帝王生活,平凡中抒发广阔胸怀,细碎中反映唐代风骨。
他的《还陕述怀》,写浴血征战后抚剑的感慨,其中行军、驻营、出击的描写,构思连贯,一气呵成,叙事、写景、议论、抒情,巧妙地熔为一炉,对仗工整,音韵铿锵,语言凝练,形象生动。
李世民的诗作,气度不凡。推敲辞语,讲究意境,力图畅晓,探求神似。他的诗文妙笔,随处可见。“秦川雄帝宅,函谷壮皇居。”(《帝京篇》)
用秦川、函谷的宏伟险要来烘托皇宫居高临下的气势,用心良苦;“斩鲸澄碧海,卷雾扫扶桑。”(《宴中山》)也属惊天动地之笔,气势非凡,令人震撼;“瀚海百重波,阴山千里雪。”(《饮马长城窟行》)这是描绘高山大海的巨幅画面,是何等广阔浩渺,它引起读者无尽的联想和思索,词语很平常,但构成的画面却很壮美。
这就是唐诗的意境。
不妨这样说,当年的“弘文馆”是唐代文化的熔炉,尽管规模不太大,但在这里集聚和造就了一批人才。
弘文馆学士为长官,负责校正图书、教授生徒、参议朝廷制度及礼仪。收学生38名,都是皇亲国戚、一品官、宰相和功臣的子弟,入学年龄为14-19岁。凡学生教授、考试,如国子监。校书郎2人(从九品上),掌校理典籍、刊正错谬。令史2人,楷书12人,供进笔2人,典书2人,拓书手3人,笔匠3人,熟纸装潢匠8人,亭长2人,掌固4人。
武德四年(公元621年)置修文馆于门下省;武德九年(公元626年)改称弘文馆。
贞观元年(公元627年),诏京官职事五品以上子嗜书者24人,隶馆学习书法。其后又置讲经博士。
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太宗即位后,将修文馆改称为弘文馆,主要招收皇族勋戚子弟,学习经史书法,是大唐士人的无上荣耀。
弘文馆的学生,学习内容相对较少,考试要求也较低,每天的闲聊也成了日常功课:
魏晋南北朝而来的玄学清谈。是这样的。唐朝诗文等也诞生于此。
而大唐盛世,影响深远。
是故,弘文馆,在朝鲜王朝时期是一个管理宫中经书史籍、处理文翰以及回应国王各种咨询的官署。
成立于公元1478年,最初是一个藏书机构,后来发展成为言论、学术机关。弘文馆的官员职位包括正一品领事、正二品大提学等,是朝鲜王朝“清要职”的象征,前途光明。
此为后话。
言归正传。
“……須菩提。若有人以滿無量阿僧祗世界七寶持用佈施。若有善男子。善女人發菩提心者。持於此經。乃至四句偈等。受持讀誦。為人演說。其福勝彼。雲何為人演說。不取於相。如如不動。何以故。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佛說是經已。長老須菩提。及諸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一切世間天人阿修羅。聞佛所說。皆大歡喜。信受奉行。”
其实,在武则天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看过这部名为《金刚经》的佛经。
明经,汉朝出现之选举官员的科目,始于汉武帝时期。被推举者须明习经学,故以“明经”为名。龚遂、翟方进等皆以明经入仕。
明经由郡国或公卿推举,被举出后须通过射策以确定等第而得官,如:西汉时期的召信臣、王嘉等,皆是因射策中甲科而为郎。汉代设置这一科,为儒生进入仕途提供了渠道。
至北魏,成为女官选拔的方式。北方朝廷一脉相承,女官逐渐以明经入仕,至隋唐,遂也有了射策以确定等第而得官。《汉书·萧望之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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