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妈妈（即是我奶奶——作者注）死在去年，1999年12月31日。
亲人们都为她遗憾，没能进入新世纪。细想想，我妈妈走得极有道理，她属于她生活过的那个世纪。新的世纪是别人的，她不屑进入。86岁寿终，坎儿啥地都过了，也行。
那年，我妈妈13岁。那是1925年，民国14年，正是张作霖为奉军大帅坐镇奉天的时候。
因为妈妈临死之前总叨咕北市场，我便到北市场去了几次。很好找，市政府的西边就是。
这里已没了妈妈所说的北市场的样子，立起了许多现代化的居民楼，还开了几条马路和几家大商场。只是东边还残留一片旧房子，依稀能辨出老北市场的模样，黑砖黑瓦，拥拥挤挤地铺排开来，每间房似乎都摇摇欲坠了。我在一个院落前，还看见了斑驳的“X X里”字样。老槐树应当还是当年的老槐树，依然枝繁叶茂，一点未见老态。小吃店，摆地摊的，逛街的也不少，只是感觉不到我妈妈所说的那种感觉。
我进了一间小茶馆，菜市场的旁边，正对着公共厕所，厕所旁边还堆着垃圾。在这里，我似乎嗅到了老北市场的一点味道。我连去了三天。
一过上午十点，这里人就满了。人家是常客，都有固定的位子。我不知占了谁的位子，进来的人都莫名其妙地看看我，那眼神儿我懂：这位是谁？他们之间都很熟，一来就骂骂吵吵地打招呼，甚至在一定的时刻会突然问：老某咋还没来？有人围一圈打麻将，有两三个人比比划划地讲各种见闻，其余的人就看，就听。一个穿戴异常干净利落，甚至天天扎着领带，看样子不足五十，而实际已六十开外的人最活跃，很是见多识广，也很能白话。他讲过去的大鼓艺人的逸事，讲评书演员的某些精彩的段子，很在行，不时露出几句“春典”，也就是旧社会艺人跑码头说的一些外人听不明白的话，就如同土匪讲的黑话。他爱拿一个口齿不清、也许缺点心眼儿的人开玩笑，那人也记了不少曲艺厅里的故事，但记得不大精确清爽，常被他挖苦讥讽。我跟他学会了一句歇后语：“忽必烈他爹----忽必扯”，这是他说那个傻小子的。
这里的人大多是退了休的老头，有人家已搬到铁西那边，仍风雨不误的倒几次车，来这喝茶。有一个人更怪，家在苏家屯，也不回家，晚上睡澡堂子，白天在这喝茶，据说他算了一笔账，回苏家屯车票钱来回两块六，澡堂子泡澡睡觉才两块，一天能省六毛呢。他肯定有故事，话里话外我听出，苏家屯是他姐姐家，他孤身一人。孤身老人的故事肯定深邃，比如《老人与海》。
大概是我连去这个茶馆的第三天吧，下了一阵小雨，突然从雨中闯进来一面花伞，伞拢起，现出一位少女，打扮得妖冶而俗气，超短裙，松糕鞋，露肩露膀的小衣服，黑纱外罩。她跟这里的人也很熟，进门就跟一位老者要烟抽，那老者抽旱烟，现卷，她就卷，很熟练，也很适应地抽。好象她叫小凡，或小凤，或小芳，有人跟她打招呼，我没听准。她抽着烟，挤过去看打麻将的去了。她也许也会有些什么故事吧，不见得深邃，但可能会很有意思。
这里的人都会有故事的。
不要以为这个茶馆有多大，木板、木条、木楞子钉的几把桌椅，已经发黑，塞满了也就十几平米的小屋。屋里很暗，而且“下窖”，屋里比外面能低一尺。里间里常发出一阵老太太的咳嗽声，那是茶馆主人的老母亲。我在那三天，那老母亲出来过一回，大伙都叫她老嫂子，很慈祥的样子，大约七十多了，身子有些佝偻，但个儿很高，很干净，也很白净，年轻时一定很漂亮，这使我想起了我姥姥（就是我太姥了——我注）。
茶馆主人不爱说话，我去了三天，没听他说过一句话，只是会对谁笑一下。两元钱一壶茶，他不停地侧身挤来挤去地续水。有人自己带茶叶，他就只收五毛或两毛的水钱了。那天我走了，没零钱，拿出十块钱给他，他要找钱，我说不了，明天我还来。
我没去，再也没去。三天中，我听到他们议论的北市场，大多是五、六十年代的北市场，离我妈和我姥的北市场还是很遥远。
我仍在黑砖黑瓦的街巷中漫步，想象着我姥姥当年领着我妈在这黑巷子里串来串去。
我看见一家门口坐着一位老人，瘦瘦的，白须白发，闭着眼睛，面孔对着阳光，是睡着了？还是在回忆逝去的时光？我的脚步声惊动了他，他睁开眼晴。他靠的墙旁边是古老的月亮门。他和月亮门，这是一幅画。
我问老人：“高寿？”
他答：“九十有五了。”
声音果然苍老。
我又问：“这房子有多少年了？”
“有一百来年了吧。我一小就住这……”他又闭上眼睛。
那么，他刚才肯定不是睡觉，而是在回忆。他也许认识我姥姥或我妈妈呢。他的回忆中果真能有她们吗？有的话，那是什么样子？
我环顾四周，一条条的小胡同，连着一个个小院落。我姥姥领着我妈妈，当年就在这样的街巷中穿行。
我问那老人，这过去有个“福春堂”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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