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五点，茅书勇被闹钟准时叫醒。
他遗传了父亲的秉性，从小到大，一直坚持闻鸡起舞，每天早起练习他的武当七星剑法。
晨练之后，回到宿舍，书诚还在酣睡。
看着熟睡中的阿诚，书勇心里不禁泛出一丝酸楚，想着自己是不是尽到了长兄如父的责任。阿诚小时候就目睹父母被杀的惨剧，能够健康地成长，修复重创的心智，已经非常不易。
经过这次考察，书勇更加觉得，阿诚太文弱了，自己做的事业，不能让他参与。他有些后悔一直给阿诚压力。
“还是妹妹书瑛说得对，我若一心投入爱国行动，弟弟就应该走另一条安全的路。父母不在了，我们有责任保护阿诚。”书勇在心里对自己说。
书勇留下一张字条，说是去东海关餐厅取早餐。
从海关单身职工宿舍到东海关办公区，书勇是抄近路，走角门进去的。走进餐厅，就看到吕光荣、维申斯基、古贺龟男三个人凑在一桌。这三人都是刚调到东海关来的。
维申斯基是俄籍，税务课副课长。古贺龟男是日籍，验估课副课长。
吕光荣是总务课副课长，算是梅竟芳的上司。他是刚从江海关调来的。他在江海关时，跟茅书瑛是同事，个人关系也不错。
茅书勇看到吕光荣朝他招手。他赶紧走过去，同时向苏联的维申、日本的古贺点头。
吕光荣说：“你还不知道吧，咱们东海关大门口给人堵起来了。”
茅书勇吃惊地问：“什么情况？”
王凤山走过来抢着说：“几个纱厂的工人来请愿。”
维申说：“害得税务司和两位副税务司绕道从后门进来的。”
近年来烟台地区人造丝走私进口像潮水一样涌入，直接冲击了烟台乃至山东，甚至华北地区的棉纺织业。
烟台纺织业商会多次在一起商议对策。他们以商会名义，强烈建议海关加大缉私力度。
商会还表示，如果海关缉私经费不足，商会可以动员几个纱厂支持。
如果警力不足，可以建议地方警察参与行动。商会还提供了几处走私物品转运点和几艘日本走私船舶的名字。
商会带着这些明确的证据，找到东海关监督吴洁华。吴洁华监督拍案而起，拿起电话就直接向东海关税务司华乐士下达指示，责令华乐士派人来取走情报，要求他们限期侦破，还烟台一片公平贸易的港湾。
东海关税务司名义上是东海关监督的下级，实际上，他们只听命于总税务司署。换句话说，华乐士只服从梅乐和。他向总税务司署去函请示。
总税务司署给东海关的答复是，他们正在筹备建立海关缉私警察队伍，已经上报国民政府财政部。
去年（1933年）10月，孔祥熙兼任财政部长，希望有所作为。
此时，财政部就建立海关缉私警察一事，正在协调内政部警政局，应该很快就会到位。
总税务司署说，眼下，烟台情况紧急，可以使用地方警察力量。
正因为这样，才会有茅书勇昨天到警察训练基地练习射击的事。但是，东海关税务司华乐士在这件事上的态度是消极的。
他想拖一拖，把事件拖大。拖大了，他就有理由向总税务司署要到更多的缉私人员编制和更强的警力配备，当然配套的，会有更多的经费预算。
东海关内部潜伏着日本特务。他们摸透了东海关税务司的心态，于是，就更加肆无忌惮、明火执仗地走私。
不仅走私进口人造丝，而且，趁着烟台纱厂资金周转困难，运转不灵，直接从烟台的几个纱厂手上把原有外国客户也抢走了。
后来的人们，读到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只注意到战场上的枪林弹雨，硝烟弥漫，血肉横飞，攻城略地，国土沦陷。没有看到，日本人在发动战争之前，首先采取金融侵蚀，市场占有，贸易鲸吞和经济瓦解。他们的目标是：
摧毁中国的民族工业，抽干中国的经济血液，让中国政府和人民处于穷困之中，有心反抗，无力回天。
烟台商会协调不了问题，东海关监督解决不了问题，问题又回到纱厂。纱厂准备直接向东海关税务司请愿，当然是和平请愿。
于是，烟台的益民、泰丰、盛祥三大纱厂的领导层隐藏在背后，由三个厂的工会出面，组织了九十名工人前往东海关。
这中间，工厂的先进分子起到了骨干作用，先进分子中不排除有共产党员。
今天一早，他们在距离海关最近的益民纱厂集合，然后，打着标语，喊着口号，来到芝罘岛，沿着顺泰街前往东海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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