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科在综合性医院也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存在,常常不显山不露水的,不到用到的时候,几乎想不起还有这么个科室。张芸和以前的业务员也曾到一附院中医科做过工作,但成效不大,也就不怎么上心了。

李越觉得不应该轻易放弃,因为广东的中医氛围很好,出过很多有名的中医,并且形成了自己的流派:岭南派,建国后还先后出了4位国医大师。

当地老百姓对中医很推崇,简直就是有些迷信,“食药同源”在广东人身上体现得非常明显。

广东人非常喜欢煲汤,常常根据季节不同在里面加上不同的中药,而且家家都有自己的家传秘方,也有很多公开的方子和商品化的冰茶饮料。

有些人在感觉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干脆连医院都不去,也不到药店买药,而是自己煲汤或者去专门的凉茶店买凉茶喝,用这样的方法进行调理,往往也很有效果。

李越去找了中医科的刘主任,发现刘主任其实很随和,称呼李越叫李大夫,两人很能谈得来。于是李越跟牛总申请了一下,找了个周末请中医科的医生一起吃个饭,他是抱着“有枣没枣打三竿子”的想法,先跟他们熟络一下再说。

跟刘主任商量了一下,李越找了一个离医院不远的粤菜馆,这样可以下了班医生们可以走路过去,吃完饭各自回家,比较方便。

中医科一共来了7个人,5男2女,加上李越正好共8个人,那个年代还比较讲究吉利数,电话号码、车牌号、呼机号等都喜欢要8。他请刘主任点了菜,要了一瓶山东产的白酒。

在李越的印象里,中医科的医生大多数都是不忌烟酒的,有的烟瘾还很大,而且比较喜欢喝酒,说什么也就也是养生之类的。

但这里毕竟是广州,中医们也不怎么喝酒。刘主任在三杯酒下肚之后,就笑着对李越说到:“小李,三杯酒过后都是酒话,说话就不算了哈。”

李越只能苦笑了一下,看来风俗习惯的差异真是根深蒂固的,跟职业也没有多大关系,山东的中医大夫爱喝酒,广东的中医大夫就不怎么喝酒。

尽管酒喝得不多,但气氛还是很融洽的,刘主任的话也没错,三杯酒过后大家已经聊得轻松愉快、其乐融融了。

聊着聊着,刘主任话锋一转,就聊到了中西医的差异上来了。

他笑眯眯地看着李越,问到:“李大夫,你也干了5年医生了,你是怎么看中医的呢?”

“啊?”李越一时没反应过来,瞅了瞅在座的7个人,发现他们都在看自己,似乎很期待自己的答案,不禁咽了一下口水,端起杯子说:“那咱们先干一杯,让我壮壮胆子再说。”说完一口干了,其他人都抿了一点,算是陪他了。

李越略微思索了一下,才说:“刘主任刚才已经说过了,三杯过后说话就不算了,我已经喝了不止三杯酒,那就更不算了哈,都是酒话,我壮着胆子回答一下刘主任的提问,说的肯定会有不对的地方,各位老师多包涵吧。”

李越在大三的时候学过一学期的《中医学》,他回想了一下当初上课老师们讲课给他留下的印象,加上工作5年来遇到的人和事,结合自己的一些体会,大概有了个思路,于是清了清嗓子,说到:“首先,我是不排斥中医的。我小时候接受过中医的治疗,一位老中医用三棱针给我做过针刺手指四缝穴的治疗。

我上大学时遇到的几位中医老师,他们留给我的印象也都非常好,他们还在课堂上当场给同学做过推拿和针法治疗,都有立竿见影的效果。

工作以后,所在单位的几位中医大夫也很有中医的风范,不仅找他们看病的患者多,而且口碑都很好。

一句话,不管医生怎么说,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疗效才是最好的广告。”

“但是,我也确实感觉到中医和中医教育现在存在着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的话会让中医越来越没落。”李越讲到这里,端起茶杯喝了口水,借机观察了一下,发现大家并没有特别的反应,才接着说下去,“给我上课的老师,有三位是中医世家,一位是中医学院毕业的科班出身,他们给我的印象就有很大的区别。说白了就是科班出身的那位更像个西医,家传的三位才像事中医。

中医以前都是“师带徒”的培养模式,除了背诵医古文和汤头歌,还要认识中药,要给病人抓药、熬药,有时候还要自己去采药,甚至还会被要求尝药。

学徒当了几年、师父认为合格了,才可以试着给人把脉看病、开方,然后又要过好几年,直到师父认为可以了,才能独立看病,而要出徒还要再过几年。这样下来,学习的过程没有个十年八年是不行的。

而科班出身的人,中医学院一毕业就是大夫了,上学的时间只有四、五年,而且至少前两年学的都是基础课,不是中医的课程。这样实际学习中医的时间也就两三年,只能学个皮毛,有的连把脉都不会,中药也认不全,就去当大夫了。

学习时间长短还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是培养的方法。

师带徒教的是医古文和药性、医案、经验、体会啥的,而中医学院的学生,基础课学习的课程跟西医学院差不多,也要学习物理、化学、生理、生化、组胚、解剖、病理、病生等等,这跟中医完全不是一个体系,而且会干扰中医的思维。

中医所说的“心”与解剖课上看到的“心脏”并不是一回事,中医说的“脾”也不是那个造血和免疫器官,这样的差异太多了,所以中医学院的学生学到的不是真正的中医,是西医化的中医。

师承派和学院派不仅存在理论体系上的差别,而且诊治和用药的思路和风格上也有差别,甚至为人处世的做派都有差别。

用西医的方法研究中医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错误,除了理论体系和思维方式不同以外,用化学的方法研究中药的方剂也是行不通的,西药有化学合成的,也有很多药物是用从某种植物中提炼出的有效成分制成的。

而中药则不然,一个方剂由几味药、十几味药、甚至几十味药组成,是作为一个整体发挥作用的,不是哪一种成分,而是很多种成分共同和协同作用的结果,何况中药采挖之后还要炮制加工、组成方剂之后还要熬煮,这些过程都会带来的一些变化和差异。

单是熬煮的时候,就有先下、后下之分,而熬药时的火苗还要有急火、慢火、文火等区别,熬制的时间、加水的比例等等,太多的因素都可能跟药效有关,决不是一个简单的化学成分就能说清楚的,何况在炮制和熬煮的过程中还有发生变化,产生新的化合物。

中药方剂中的‘君、臣、佐、使’的精妙组合,更不能用化学成分来解释,也是西医的方式所无法研究清楚的。

简单的把中草药改换个形式来使用也是不对的,比如粉碎之后做成胶囊、药片、药丸,甚至现在还有把中药方剂做成注射液拿来静脉给药的,简直就是异想天开,我认为就连中药发酵的方式也有些简单粗暴了。

这些方法同样都忽略了中药的理论支撑和用药途径的差别,这些新的给药方式,并没有带来期待的革命性变化,反而还出现了很多不良反应、副作用甚至由此引发了事故。”



本章未完 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