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牤子爷爷活着的时候在东山有一个何家大院，而且有大片土地良田，还有水库、果园。
可是，爷爷养了一个败家儿子，就是牤子的大伯父，从小娇生惯养，长大了吃喝嫖赌，还染上了毒瘾，吸食大烟。
没几年工夫，家产让大伯父败坏个精光，土地良田、水库和果园都变卖了，何家大院也典给了金家大地主，再没有赎回来。
牤子的爷爷无奈之下，靠仅余的一点家资，盖起了这座两间茅草房。
再后来，大伯父失踪了，说是死了，两个姑姑嫁人了，爷爷奶奶前些年也先后去世了，这座茅草房就留给了牤子父母和兄弟姐妹。
世事难料，正所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东北解放后，1948年这里土改，因为牤子一家已经穷得和普通农民一样，所以幸运地被划定为贫农成分。
牤子的父亲何耀祖和母亲李桂香育有两儿两女。
哥哥何百战，性格内向，老实憨厚，屯里人都叫他大憨；姐姐何百春，嫁给了外乡一位农民；妹妹何百秋，从十八岁开始精神失常，患上了精神病，发作起来，三两个人都看管不住，倘若让她逮着菜刀、斧头挥舞起来，不出大乱子就是万幸。
牤子妹妹何百秋的病时好时坏，已经二十岁出头的大姑娘了，也没人敢娶。她是家里的老大难，每天，牤子的母亲常常是以泪洗面勉强看管着。
就是这样，一家人挤在这两间草房里，南炕是父母亲，夜晚靠着一条幔子隔挡着。
北炕兄妹四人小时候也不分男女地挤在一起。
后来，牤子的姐姐出嫁了，妹妹也长大了，才在北炕中间砌了一道隔墙，把兄妹隔开。
茅草房冬天特别冷，满墙是厚厚的冰霜；夏天特别热，热得人晚上睡觉喘不过气来。
父母、哥哥和妹妹住在一间房子里毕竟很不方便，为此，牤子早就搬出了这间房子，跑到生产队社，与老顽童周运发一起住在生产队社大炕上。
生产队社毕竟不是自己的家，可是家里房子这样条件，实在没法住。
牤子做梦都想住上新房子，可是盖新房太不容易，或者说简直就不可能。
首先是没钱，各家各户都是靠在生产队里劳动挣工分，年终按工分核算收入。
多数人家孩子多，扣除口粮款，一年到头不仅一分钱见不到，甚至还要欠生产队里几十元。
社员家里辛辛苦苦养的猪，鸡、鸭、鹅下的蛋也要上缴国家，换回一点钱，也只够买个灯油和火柴。
小孩子过年能买上几根红头绳、粉头绫和一双呢绒加底的袜子已经是个奢侈的期盼。
再说，盖房子的事，是人民公社说的算，生产大队不申报，人民公社不批准，社员老百姓就没有办法。
泥土、沙石，都是集体的，盖房的木头由林业站管着，谁家胆敢偷伐一根？
不仅如此，社员的时间都是由生产队统一支配，无论是哪家哪户，谁也不能搞特殊化。
社员能做的就是不能让房子倒了。
每年夏季挂锄农闲的时候，各家各户就陆续开始苫房草，抹墙泥。
像牤子家房子这样地基塌陷，前后墙倾斜的茅草房春天还要打支护，否则，一阵大风，一场大雨，就可能把房子摧毁。
言归正传，且说，大黄在前面带路，牤子走进自家院子。
此时，院子里，牤子的爹爹和哥哥都穿着打着补丁的破旧衣裤，正翻找着破木头和旧木板，准备支护房墙。
牤子的爹何耀祖外号叫大倔子，五十六七岁，整日里风吹日晒的，剃着光头，留着胡子，叼着小烟袋，显得老气横秋，有当爹的派头。
大倔子见牤子回来，没有好脸色，不无怪罪地说：“太阳都爬多高了？你才滚回来，就不能早起来一会儿，家里有啥活你不知道吗？赶紧跟你大哥把房子支好，支不好，倒了，都特么睡露天地。”
牤子看了一眼威严的爹说：“该上工了，等收工回来再支吧。”
牤子知道，他家的房子经过一个寒冬，开春了，屋内厚厚的冰霜融化了，外墙再经过几场春雨，不仅屋里屋外的墙皮脱落严重，而且门窗两边的前房垛又有要倒塌的迹象。
大倔子瞪了牤子一眼，叼着烟斗先去上工了。
牤子翻出两把铁锹，一把给哥哥大憨，一把自己扛着随后走出大门。
大憨走进屋里洗洗手，娘李慧方从里屋出来，从大锅里拿出一个玉米面掺着橡子面的窝窝头递给大憨。
“牤子还没吃早饭呢，你给他带上。”
“嗯。”
大憨答应着，接过窝窝头，揣在兜里，赶紧往出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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