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低声对周扬说:“我知道,一眼都看出来。你看,坐火车出门办事的,都带有大包小包的。出门啥也不带,一会儿上车,一会儿又下车。不是小偷才怪呢。”
这次出门进货,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没有经验,处处小心翼翼。
下了火车,我们不敢在火车站逗留,直奔目的地。这个火车站那时是出了名的贼城。
在车上总能看到些,年纪轻轻的小伙子,穿得西装革履,三五结群,不断地在各个车站上下车,交头接耳,目递传息。这样的一群人一看就不是好人,一准是小偷,都是些游手好闲,不务正业,总想不劳而获的年轻人。这是母亲早年在家与父亲谈话时,我在旁边听到的。
有一年冬天,父亲同往常一样去城里基督教堂做礼拜。由于父亲识字,又会打算盘。父亲由母亲带入教会不久,父亲就做了基督教堂的会计,又做了镇教会的讲师。那天,父亲背着半新的绿黄色的书包,穿着讲究,从教堂做完礼拜出来,又到街上转了转,但并没有买东西。之后,父亲就坐车回来了。回来时,已是下午3点多钟。父亲一回到家,就开始换衣服,这一身衣服是父亲专为做礼拜而定做的。不一会儿,父亲像瘫痪一样,瘫坐在骑子上一动不动。这时母亲从外面进屋,看到父亲这个样子,连忙问父亲:
“你怎么了?把教堂别人捐的钱丢了?还是把圣经讲掉了一段儿?”
父亲面无表情地回答:
“没有,别人捐的钱都是小钱,我用塑料袋装着放在书包里,和圣经书放在一块,没有丢。”
“那是咋啦?”母亲紧逼着问。
父亲这时急得带着哭腔说:
“身上的现金和存单都丢了。棉袄口袋里空了,钱包没有了。”
母亲问:“在哪丢的?”
父亲说:“不知道。”“出了教堂的门,我只是到街上转了一下,是准备买东西的,想想还是过年我们一起上街再买吧。接着,我就坐车来了。”
母亲:“那就奇怪了,没有买东西,钱包根本没拿出来,怎么会丢的呢?”
我在房间里,听到父亲的钱包和存折丢了,赶紧出来帮父亲找。在屋里四处找。
母亲对我说:“别找了,没看到他回来坐这儿都没有起身吗,包还在他手边。”
父亲有个习惯,从教堂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把圣经从书包里取出来,放到衣柜上,把包理整齐挂在大房间的房门后面,再把衣服脱下来,叠整齐平放在他自己的大木箱里。
现在这些东西都一起堆放在堂屋的大桌上。
看上去,父亲无心整理。我一边帮父亲整理这些,一边帮着翻找。
母亲一边思索,一边低声埋怨父亲:“就做个礼拜,你要带那么多现金干什么?竟然还把存单带到身上。丢的好,看你下次还带不带。”
母亲这一埋怨,父亲真的急哭了,擦着眼角,对母亲说:
“哪里知道会丢,下次哪还敢带。”
母亲本不想管,看到父亲这会儿的可怜相。接着又问他:
“在车上,你碰没碰到什么人?”
父亲仔细地回忆回忆说:“没有碰到什么人。就是中途上来几个年轻的小伙子,挤到我的身边坐了一会儿,就下车了。”
母亲一拍大腿,说:“小偷偷了。”
父亲一听小偷偷了,更急了,说:“那咋办?”
母亲又问:“现金多少,几张存单?”
父亲说:“现金五百多,四张存单。”
母亲看父亲急得不得了,怕父亲急出好歹来,继而轻声温和对父亲说:
“现金丢就丢了吧,舍财免灾。存单丢了,也没关系。明天带身份证去信守社挂失,存单没有到期,没有身份证,小偷偷了也取不了钱。”
那时,农村存钱都是在乡镇信用社存。
第二天一大早,父亲就起床了,和母亲一起到乡镇信用社去办理存单挂失。
那次父亲丢钱的经历,成了我识别小偷的有效经验。
所以一路上,我都让周扬坐在内座,我在外座,守着周扬。
下了车,我们就打了出租车,直奔进货地点。
进货地点,是我在上班的第一家眼镜店里悄悄地搞到的。
有一次,店里到货了,一大盒镜片和一大盒成品眼镜在店门口等着签收。人力车司机一声吆喝:
“货到了!”
我赶忙从店里跑出来准备签收。店里一小姑娘抢先了一步,签收后,接过货拿进了配镜室。
她是老板的心腹,是店里专门培养的配镜师。算得上是店里的二老板。
我跟随她进了配镜室,并催促她说:
“快打开看看,进的什么货。看看有没有货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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