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三点钟，眼望着桑塞特大道，我意识到我对大桥的惧怕是我对当今世界的一种难以掩盖的恐怖感的表现。我可以悠然自得地驱车穿越克利夫兰和托莱多的郊区经过波兰红肠面包的发源地、卖野牛肉小馅饼的售货摊、旧汽车停车场和千篇一律的建筑物。我可以劝人星期天下午去享受一下漫步好莱坞大道的情趣。我还一向充满兴致地赞赏那笼罩着多亨尼大道及其枝叶蓬松的外来棕榈树的黄昏天幕，这些棕榈树就像一排直立的湿拖把抵挡着烈日的白热。德卢思和东塞内卡都是迷人的，如果它们不迷人，那就转过脸去。洛杉矶和帕洛阿尔托之间的险恶道路对于寻求美满定居地的诚实男女来说倒也算不了什么到圣佩德罗和那一带的海岸去也是一样。但是，在此虚假的可取事物的链条中我似乎锤炼、装配不出代表大桥高度的那一环。实在话，我憎恶高速公路和野牛肉小馅饼。外来的棕榈树和千篇一律的房屋建筑使我沮丧。特价火车上持续不断的音乐声使我的神经倍受刺激。我讨厌熟悉的地貌遭受破坏。我为我看到的朋友们的苦难和醉态而深忧虑，我憎恨所见的诡诈行为。并且，就在这大桥桥拱的最高点我突然觉悟到我对现代生活已经深恶痛绝，对那种清新、简朴、平静得多的世界充满了怀念。
但是我无能改建桑塞特大道，既使可以，在改建之前我也无法开车跨越旧金山奥克兰峡谷大桥。我该怎么办呢？回到圣博托福斯老家，穿上一件诺福克茄克衫，到消防站去玩纸牌？村里只有一座小桥，扔块石头就可以达到河的对岸。
星期六，我从洛杉矶回到家里，遇到女儿从学校回来过周末。星期天早晨，她要我开车送她回泽西城修女学校。她是这个学校的学生，必须按时回校参加九点钟的弥撒，所以，七点刚过一点我们就离开了城里的住宅。我们一直在谈笑，而且在汽车接近和实际上已经爬上乔治华盛顿大桥时我还没有想起自己的弱点。这一次缺乏精神准备，发作得也就特别突然。力量从双腿消失，我张开大嘴吸气，感到眼前是一片令人恐怖的黑暗。就这样，我仍决心掩盖住这些症状不让女儿看见。我终于坚持到了彼岸，但全身一直在剧烈地颤抖。女儿似乎并没有发现。我把她按时送到学校，吻过再见就向回赶。毫无疑问，我还得经过乔治华盛顿大桥，所以我决定开车北上到奈亚克去过塔潘奇大桥。在我的记忆里，这座桥的坡度好像比较小，桥头落地比较牢固。我顺着河西岸的田野大道向北开，认为最需要的东西是氧气，就打开了汽车的全部窗户。新鲜空气似乎有所帮助，但只有暂时的作用。我可以感到我对现实的知觉正在消退。路边的景物以及汽车本身似乎还不如梦幻真实。我在这一带有几位朋友，我想停一停邀他们去喝几杯，但现在刚过上午九点，白天这么早就请人喝酒，并对他们解释我在害怕大桥，谁受得了这等难堪？我想，如果能和什么人说话也许会感觉好些，于是就在一个加油站停下来去买点汽油，但是，这个服务员不但言语过简而且睡意熏，我也无法告诉他他的谈话可能会决定我的生死。此刻，我已经停在直通大桥的路面上，如果过不了桥，真不知如何是好。我可以打电话给妻子叫她安排人把我弄走，但是我们两人在一起生活都非常注重自尊和体面，因此公开承认这种愚蠢的行为倒可能破坏我们婚后的幸福。我可以给我们的汽车修理厂打个电话让他们派个人来替我开车，把我送回去。我可以把车存起来，一直等到一点钟酒巴间开了门，然后去灌一肚子威士忌，只可惜我的最后一分钱已经买了汽油。我最后决定去碰运气，就转弯把车开上了引桥。
所有的症状全又出现，而且这一次比以往都厉害得多。我像挨了重的一击喘不过一口气来。我严重地失去平衡，汽车从一个车道滑向另一个车道。我把车开到路边，用手闸将它刹住。我处在困危之中，孤立无援，如坐针毡。如果我是在痛苦而浪漫地失恋，在遭受疾病的折磨，或者是喝得酩酊大醉，也会显得形象高大些。我想起了哥在电梯里的表情，脸色发黄，冷汗涂面我想起了身着红裙的母亲，她一边向后滑进冰场男招待的怀抱一边优雅地举起一条大腿在我看来，我们是某一悲剧里的三个痛苦、可怜的角色，身负着难以支持的重担，由于命运不佳脱离了其余的人类。我的天数已尽，生命不再逆转，我的一切所爱也不会再现蓝天般的勇气、充沛的精力、天赐的智慧，它们永远不会再现。我将在县医院的精神病病房里了此一生，高呼着：大桥，世界上的所有大桥都在塌陷。
一个少女打开车门钻进来。“我没想到在桥头上会有人让我搭车。”她说。她提着一个纸板手提箱和一个请相信我用裂缝的油布裹着的小的竖琴。她那梳过多遍的整齐规矩的淡棕色头发染成了红色，像个披肩似地散落在肩头。她的面孔看上去丰满而生动。
“你是在搭过路车搞免费旅行吧？”我问。
“是的。”
“像你这样年轻的姑娘难道不危险吗？”
“一点也不危险。”
“你经常旅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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