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家里，家人说那个孩子已经拒绝任何人进屋。
“不准进来，”他说，“不许你们拿我的东西。”
我上楼去看他，发现他的姿势与我离开时一模一样，面色苍白，脸蛋烧得通红，两眼发直，像先前那样凝视着床腿。
我取出他的体温计。
“多少？”
“就是一百度的样子，”我说。这次是一百零二点四度。
“是一百零二度吗？”他问。
“谁说的？”
“医生。”
“你的体温没问题，”我说，“没什么可担忧的。”
“我不担忧，”他说，“但我止不住要想。”
“不要想，”我说，“只要安心。”
“我一直很安心，”他说着，眼睛直视着前方。显然，他正心事重，不可自拔。
“用水把这服下去。”
“您说这会有用吗？”
“当然有用。”
我坐下来，打开那本“海盗”书开始朗读，但我发现他没有听，就不再念了。
“您说，大概到什么时间我才会死呢？”他问道。
“什么？”
“到我死还有多长时间？”
“你不会死的。你这是怎么啦？”
“噢，不，我会的。我听他说是一百零二度。”
“一个人烧到一百零二度是不会死的。看你说些个傻话。”
“我知道会死。在法国上学时，同学们告诉我一个人烧到四十四度就活不成了。我已经一百零二度了。”
自从上午九点钟以来，整一天，他一直在等死。
“你这个可怜的沙茨，”我说，“我可怜的傻孩子。这好像英里和公里。你不会死的。这是另一种体温计。在那种体温计上三十七度是正常的，在这种体温计上九十八度是正常的。”
“您敢肯定？”
“百分之百。”我说，“这就像英里和公里。你知道的，就好像我们的汽车开到七十英里时应当折合多少公里一样。”
“噢。”他说。
然后，他停留在床腿上的目光慢松弛了。最后，全身的紧张神态也消释下去。到了第二天，他已经非常轻快，特别爱笑，对一些无关紧要的小事也要乐出声来。
1980三稿开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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