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尚就睡在街在的石沿上，鼾声如雷。他旁边有一堆散乱的鸡骨和一个倾倒的酒壸。
这显然是一个酒肉和尚。
但和尚并不缺酒肉。
因为他有一只猴子。
猴子颈上拴着绳，绳子放得很长，一头就系在和尚的手腕上，和尚的身旁插着一根打狗棒，棒上挂着一个布帘，上面写着“见面是缘，投钱行善”八个字。
打狗棒旁边放着一个镶着金边的碗。
碗里装着小半碗铜板。猴子就蹲在碗边，呲牙咧嘴地看着过往的行人。
过往的行人若是“行善”，自然无恙，若不“行善”，猴子便会扑上去，要么撕衣，要么挠面，极是凶顽。
这里是通往县衙的必经之地，这一人一猴已在这里盘踞多日，竟然没人奈何得了他们。
在大蜀，佛教是国教，和尚地位非凡。先朝漰溃之时，天下时有流民作乱。流民背井离乡，要么行乞，要么聚众抢劫，要么杀官造反，被誉为“流祸”。
蜀帝缔造大蜀之后，流民虽不敢杀官造反，却以行乞为名，暗行偷窃，抢劫之事，仍然为祸天下。剿之不绝，为天下祸根。
有一类乞儿，被称为猴乞。猴乞是指牵着猴儿行乞之人。
猴子聪明，机灵，长相凶狠，被乞儿用绳子牵住，用打狗棒驱使，要么翻筋斗，搞怪，靠“猴戏”娱乐众人，以获得小钱。要么纵猴行凶，强行索取财物。如此种种，猴乞往往所获不菲，便成了乞中骄子。
猴子虽为人所恶，却成了乞儿的至宝。
蜀帝缔国后，为消除流民之祸，采用军师伯文之策，下诏天下：“凡乞者，不吃酒肉，只食五谷杂粮，不行男女之事，不生养后代，剃头陋衣明志，为僧人，天下人可供之，此为行善。朝廷视之为方外之人，天下可行。”
僧人不食酒肉，光头陋衣，可减轻物耗，不生育后代，可控制流民的扩大。对朝廷来说，无疑是最好的流民控制政策。
流民剃头之后便可自由乞食，虽然吃不成荤食，行不成男女之事，穿不成盛装，但不再受朝廷追剿，性命却可无忧，所以很多人纷纷响应，成为僧人。
僧人所需甚少，而且朝廷将“资助僧人”定为“行善”，百姓也愿意供养。僧人虽然吃得不好，睡得不好，却再无生存之忧，便安分起来。
让历朝历代掌权者头痛的“流民之祸”竟因此消弥，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大蜀朝廷竟因此延续了八万年，仍然屹立不倒。
最初的乞儿成为僧人后，那部份猴乞仍然没丢了他们的宝贝。有吴姓书生便写了一部关于猴儿与僧人的书《西游取经记》。
在书中，套在猴子颈间的牵猴绳成了金箍圈，打狗棒成了金箍棒，耍猴人的命令成了紧箍咒，猴戏中的翻跟斗更是成了“跟斗云”，猴子更是成了“大圣”。当然，不管怎样，它始终是耍猴人的工具，所以它即使是“大圣”，也是“孙子大圣”，所以又叫“孙大圣”。
只是后来，国家日渐兴盛，物产甚丰，僧中有能人悟出“佛法”，并著经立学，劝人“颂经悟法”，竟形成一教，名为“佛教”。
所谓“佛”，为“人”“弗”二字组成。无非就是“不是人”的意思。
僧因为不近女色，不食荤食，少了做人乐趣，只是“曾经是人”。而僧成佛，则由“曾经是人”转变成“不再是人”。这里的“不再是人”是指“悟得佛法，荣登西方极乐世界”之意。
事实上，僧人所居之地为庙，“庙”通“妙”，佛法亦有妙法之意。佛家的“四大皆空”其实一点也不空，因为真空了又如何获得“妙法”去行“极乐”之事？
因为“极乐”极是诱人，吸引“欲登极乐”的信民无数，佛教竟成为与道教并驾齐驱的大教。佛教有了地位，“化缘”虽然与行乞并无本质的区别，却比行乞高尚了许多。
但是，象这个酒肉和尚一般用用他的孙子猴儿强行“化缘”的行为仍然让人厌恶。毕竟，大蜀虽然富沃，但普通百姓要顿顿喝酒吃肉那也是不可能的。
吃得上肉的人向吃不上肉的人行乞，从道理上怎么也说不过去。只是猴儿凶残，路人无计可施，只能破财免灾。
这时已是中午，太阳正烈，衙门已经关门，街上便少了行人。
和尚仍在呼呼大睡，猴儿极是无聊，在身上寻了一阵虱子，又将和尚啃过的骨头嚼了一遍，将酒葫芦里的酒舔食干净，便闭目打盹。
它看似在打盹，耳朵却竖得直直地，不时还要抖动一下。
很显然，即使是在打盹，它也没忘记自己的职责。
就在这时，走来一个女子。
这女子年方二八，穿着翠色绸衣，肌肤娇嫩白晰，黛眉弯弯，琼鼻娇小，樱桃小嘴，一看就是一个绝色美人。
她低着头慢慢前行，黛眉紧锁，一脸愁色，显然是遇上了难事。
这样的她自然没去注意旁边的和尚和猴子。
眼看她就要错过和尚和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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